这自然注定李家成为口诛笔伐的靶子。
这里隐含着一种自然权利的逻辑，即公民财产权是天赋的，优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国家民主和自治民主均无权染指。抗法者逸出法治常规，诉诸自然道义和身体暴力。
现代国家的这一征收权逻辑很残酷，但这是公民面对现代生活的必然处境，是社会契约的逻辑结果，法治所能保障的只是程序和标准。二是基本权利至上，不受民主程序限制。因此，反拆迁方声称的民主程序不适用于基本权利只能作为一种自然法式的道义抗争，而不能引为关于征收拆迁的建设性法治商谈。公权力的蛮横由此可见一斑。在这里，马基雅维里的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国家理由辩证法已然失效，因为目的已经扭曲，手段更是逸出了比例原则的合理范围。
拆迁方依然背景雄厚，有行政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支撑，而被拆迁方则显得势单力薄，是孤立的个体和少数的村民，他们已丧失集体行动的能力。最近，山东平度陈宝成案引发国内维权派关注，这又是一起发生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拆迁与反拆迁的对峙。由于没有找到丢失的手机，15时，停在路边近30分钟的公交电车开始前行。
福建厦门公交车关门抓贼引发的权利冲突案例另一起同样的案例出现在厦门：2005年9月13日早，厦门市公交公司司机陈师傅驾驶着满载乘客的公交车时，一男乘客突然大叫，说他的手机被偷了。河南省社科院法学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祁雪瑞认为，打击犯罪是一种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其他乘客应该理解和支持，而不应该为了个人的私利埋怨。一位乘客说:耽误点时间不算什么，如果是自己的手机丢了，你该怎么办？乘客配合抓小偷带来的损失该如何补偿？祁雪瑞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应当考虑设立一个补偿基金，以补偿因制止违法犯罪而付出的代价，比如乘客因此上班迟到被扣奖金等。失主王先生说，上车前，他的手机一直在口袋里装着，在上一站点他的手机还在身上。
陈师傅把车停到路边，关紧车门，并立即报警。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作为公交车或商场，都没有扣留乘客和顾客的权力，只有执法部门才有此权力。
为一个不能确定的事实，导致这么多人的人身权益受到伤害，显然不符合法理中的最小侵害原则。店内近50名顾客在拥挤的空间、污浊的空气中，滞留40分钟左右。接到报警后，巡警和派出所的民警很快就来了，但是，他们发现这个店不在他们辖区，只能帮着维持秩序。对一般性的利益应给予优先保护。
其二，合法性、正当性权利行使的时空条件即权利行使的限度和范围，是理解和解决此类权利冲突的关键性因素。所以，游行示威不能在城市主要交通干线上随意游行，而必须在政府指定的、不至于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的地域游行。随后，陈师傅加快车速，争取不让乘客迟到。尽管我原则上同意他的观点，我还是认为，这里面的实质问题还是要看是谁侵犯了谁，谁干扰了谁，以及侵犯和干扰的程度。
事件经过是：当日14时30分，101路公交电车行驶至纬五路与政七街站时，车上一名20岁左右的男乘客发现手机不见了。徐延辉教授建议，碰到此类情况，可以把车开到离事发地最近的派出所，这样可以为乘客多争取一点时间，能充分兼顾公众的利益。
比如，游行示威权的行使是由法律来做出安排（包括申请、游行路线、时间等等），小贩叫卖也是由相关法律做出安排，即叫卖人的叫卖行为以不影响、不损害他人权益为限。由于特殊权利要求本身也是正当权利，所以，要给以兼顾。
该负责人称，他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只能给乘客耐心解释。以下是几个类似的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河南郑州公交车停车抓贼引发的权利冲突案例2005年10月30日下午，郑州市一辆101路公交电车上一乘客发现手机被偷，车长为配合警方调查停车关门，30多名乘客等了近30分钟，没想到此举引起许多乘客的不满。厦门市公交公司客服办的黄主任说，陈师傅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公司将对他进行表彰。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这时，原有的民事权益可能发生了变异，即它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民事权益之间受损程度的比较，而是出现了刑事犯罪或违法行为，它们与民事行为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在一般常态情况下，我们讲，个别利益应该服从一般利益，即不能为维护一个人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但我们应该看到，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公交车或商场暂留乘客和顾客，是为破案所必须的行为，这时，众多人的权益的正常实现受到了阻却，出现了非常态，即因发生了偷盗事件。其三，所谓合适的时空条件，即权利行使的合理限度，是由法律来规制的，它或者是法律规范，或者是法律原则，或者是法律精神。
河北石家庄服装店关门抓贼引发的权利冲突案例还有另一种相类似的案例：2002年4月7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家李宁服装专卖店内，一名顾客购物时发现丢了手机，另一位顾客也说钱包失窃，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10报警。因为在具体的权利冲突个案中，权利的行使有主动态，也有被动态。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徐延辉说，乘客投币上了公交车，司乘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将乘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终于盼来了管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可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顾客们冲动起来，倒是那两位失主不好意思了，说：不要再耽误大家了，走吧。
当法律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考虑对两者的兼顾满足时，通常应要求特殊权利不得侵害一般权利，即一般权利应成为特殊权利的限制。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孙伏龙评论道：一个或几个公民的财产权和数十数百公民的人身权利冲突时，谁的权利更应该受到保护？滞留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有其合理性的，顾客在店内丢了东西，采取一些手段帮助寻找不是尽责的行为吗？但是试想，如果一个公民丢了东西，就可以自行或委托商家限制50人的人身自由，那么，明天后天，就会出现几千人被困一个大商场的事情。分析和评论：刑事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出现后民事权益的变异问题如何分析以上这样一些事例，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或者如同前文中引述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是重视财产权而忽略人身权。
这并不是说刑事优于民事，民事权益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较性。具体地说，当两种权利冲突时，首先要考虑哪一种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
乘客也该支持司机的行为。问题的提出：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的冲突张恒山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法律提供了正当自由的一般约束条件，从而使自由作为权利得到界定后，法律必须进一步解决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不同种类的正当自由（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
来源：原文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8月23日第05版。只有充分考虑个人利益，市民才能自愿维护公共利益。
而为了追寻到盗窃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需要暂时影响到或侵害到其他人权益的正常行使，这是为情势所迫所需。在上述两种冲突中，普通市民的通行权和学校教师学生的安静教学权所涉及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因此，前者应优先得到满足。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上一种流行的错误意识：重视财产权而忽略人身权。10分钟后，民警赶到了，陈师傅这才松口气。
即使退一步，我们从民事角度来做个比较，我们也很难说，在发生了偷盗事件后，被盗窃人的利益损失就一定小于其他众多人的利益。但是，对一般性权利的优先满足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特殊的权利要求。
由于正值上班高峰，车上很多乘客不满地大叫：我迟到了，可要扣奖金的呀。此辆101路公交电车车长称，他也不想耽误乘客的时间，但根据有关规定，当公交车上发生盗窃行为时，司机必须配合警方的调查。
进入 刘作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一般权利 特殊权利 。当然，从更完善的角度，如果事后能为受影响或侵害的人的权益给予一些补偿，则可能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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